日伪时期的师大女校

吸收女知识青年入学

七、七事变后，在北京的伪临时政府，设有“教育部”（汪伪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它也设立了“国立学校”，灌输它们的反动教育。

1938年夏秋，北京的伪“教育部”即设立了男、女两所“师范学院”。对女师学院标榜宗旨为“培养中学师资，同时使妇女青年获得社会职业能力”，实际上是想维系住一些女知识青年，免得投向抗日根据地，或大后方，同时又为日伪统治下有财势人家的儿女，取得升大学之路。

女师院于1938年设在李阁老胡同，1940年左右迁入东黄城根中法大学原校址内。1941年11月由伪“教育总署”下令改其名称为“师范大学女校”（与男校合称“师大”），并迁入西单教育部街，伪“教育部”旁院内。1942年与男校校址合并，即在和平门外师大校址中。

为吸收女青年入学，不仅宣扬其为“国立大学”，毕业前能在男女“附中”实习，毕业后中学优先聘请等等，而且对入学学生免收学费，供给食宿，使家境穷苦的女青年也来投考。此外还从伙食费中，提取节余，购买学生用品如床单等，由学院发给学生。

当时，表面规定高中毕业方能投考，实际上只要托人情，或由日伪人员介绍，很多初中程度者也进入了学校。这些人不正经上课而照样毕业得文凭。

为了学院有些“名声”，能吸引功课较好的女青年投考，女师学院所聘兼课教授有陈垣，李泰棻（西洋史学者）等人。李泰棻后担任文学院长职务。英语系主任为老清华校友熊正瑾教授。“女师学院”第一任院长为张凯，后“师大”校长黎世蘅，兼教育学院院长。对这些“院长”都派有校警“保护”他们。

由于这样有声势地招收学生，从1938年建校，就设立中国语文、史地、西语、日语、音乐、体育、生物和家事等系，每系每班招50名学生。因此到1942年这个女师学院（“师大”女校）已是一千三、四百学生的很大的高等学府，比起当时北京辅仁大学等校的学生都多，在日伪吸引女知识青年入学上，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效果”。

对“女师大”学生诱迫兼施

日伪办大学含有推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文化”的奴化意图。在大学里一方面加强控制，派些日本工作人员监视，另一方面也派些日本学者来装点门面。例如在女师学院日语系第一任系主任是斋藤，他是专门研究古代文学“源氏物语”的学者。后来继任系主任的片冈良一，是日本静冈县人，是有名的文学评论家。此外还有笕五百里、胜又宪次郎等学者任教。英语系主任和教授之中也有学者，有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有散文教授布朗（Bran）先生、美籍口语教师赵丽连等。当时教日语的苏民生是美学研究者，解放后参加民进。音乐系讲师老志诚，解放后曾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副院长。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和所谓“满洲国”，侵略的本质虽然相同，但形式上有所不同。“满洲国”把溥仪完全作为儿皇帝，而在华北却提出“日中亲善”、“日中提携”等欺骗口号，好像在华北仍存有“中国主权”。对大学生则采取诱迫兼施。由女师学院所曾有的两件事实，可以说明：

一件事是当时伪师大曾有一条规定：各系三年级（即毕业前一年）中可选派成绩优秀的学生一名，日语系则是三年级全体学生，组成参观团去日本几个主要大城市参观，时间一个月。其目的是一方面炫耀日本“建设成就”，另一方面拉拢学生，使她们对日本有好感。1942和1943年的应届学生都去日本参观过。特别是1942年那一次，日本帝国主义正扩大对外侵略战争，国内人民生活极苦，东西都是配给，日本老百姓都吃不饱。参观同学在路上，由于得到专门供应，基本上吃饱了，但到了日本帝国大学参观，和帝大人员一起吃饭时，量却极少，大家都没有吃饱。从帝大出来，看到大街上一个饭馆招牌写着“满腹食堂”，大家一看都笑了，有同学说，“刚才咱们没满腹，现在到这里去满、满腹吧！”于是她们进去花了高价吃了一顿才算饱了。参观同学由此明白，日本人民也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受害，日本统治者招待她们去参观，显示日本建设成就，实际上是欺骗。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42年初，严冬时节。当时女师学院在东黄城根（原中法大学校舍）上课。一天下午两点左右，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女师学院，宪兵队长入校找校长和教务长，说要拘捕一名女学生，名叫陈全珍（当时是二年级学生，解放后曾任女三中教员）。

女同学们感到陈全珍被抓后恐有危险，因此关沫然（当时名郜世仪）、李杰（当时名吕佩璋）等三年级学生挺身而出，设法把陈全珍护送到女师学院后院（后院是伙房）。因关沫然是伙食委员，与厨工熟识，她对厨工说：“日本宪兵队来抓同学，咱们中国人不能看着同胞被抓，见死不救，大家来帮个忙吧！”于是厨工用绳索把陈全珍由后墙系到墙外边去了。当时关沫然考虑到陈全珍在北京无家无亲人，就决定把李杰也一同系出去，让李杰带陈全珍到关沫然家里去隐藏。陈全珍两人出去后，学校见宿舍找不到陈全珍，对宪兵队说“人不在校，请查吧！”宪兵队长态度蛮横地说：“由你们学校负责把陈全珍找到，不找到，永远包围你院，不许上课。”院长等人无法解决，请日语系主任斋藤和宪兵队长交涉。从宪兵队长那里了解到他们找陈全珍的目的，是问她的男朋友的情况。这位男朋友是东北“激进”诗人，参加东北“反满抗日”活动。宪兵队长说：“只要她说清这位男诗人是否已来北京？现居何处？就行了，与陈全珍无干”。

当时为了顾全同学上课的利益，又要对陈全珍安全有保证，由斋藤向宪兵队承诺担保的情况下，宪兵队放松戒备。关沫然乘此时机，由日本女教师田村陪同，以一同出去溜冰为名出了宪兵队看守着的学院大门。关沫然假说，到各同学家打听陈全珍下落，离开田村，回了家。

在家中，关沫然问清楚陈全珍，得知那位诗人并未来北京，两人也很久未通信，估计陈全珍不致有危险，就叫陈全珍自己回校，由斋藤陪同到日本宪兵队。

陈全珍到日本宪兵队，进里屋被审问，斋藤在外屋等候。宪兵队审问陈，确不知那诗人何在，审问到深夜，宪兵队仍想扣押陈全珍，但由于斋藤做了保证，并说必须同陈全珍一起回校，不然不走。日宪兵队无奈，只好放陈全珍回校，避免了一次关押刑讯的厄难。

这次事件显示了同学们、厨工们，爱国同胞的互助之情，也表示出日本学者斋藤还能公正些。而宪兵队的蛮横压迫则显示无遗。

从以上两件事和当时日伪许多行径中，反映出日伪统治有诱迫两手，大家对它的侵略本质，越来越认清了

毕业生的出路十分艰难

虽说“师大”女校是为培养中学师资而“开办”。但日伪统治时，中学很少，很难增聘新教师，每年毕业女同学300多人，能到中学教课的不过二、三十人。只有成绩第一名的例如董益蓉分到女一中（一直教地理，后到女二中，近任东城区教育局教研室地理教研工作）。又如关沫然分到女附中，（后转任师大讲师，不久即到解放区去了）。英语系赵焕英学习成绩和实习成绩均优，曾8次得到奖学金。她在女附中实习时，女附中教师阎伯铭，对赵焕英试教印象极深。解放后阎伯铭曾任西城区区长及市教育局副局长，曾多次提起赵焕英。照理，赵焕英应留在“师大”女校任教，但偏偏留下一个英语成绩最差的毕业生×××在校工作，原因她丈夫是大汉奸齐燮元手下的处长，姓陈。她和她丈夫很阔气，总坐小汽车。她入学靠这关系，入学后给院长送礼、请客，（炮台香烟、洋酒，请吃烤鸭等不断）而做习题多半抄赵焕英的答题，这样混毕业，被留校任用。而赵焕英，只能靠担任家庭教师和抄写文稿为生。到抗战胜利，才能入华北日报任英文电文翻译。解放后到女二中任教，并曾任东城区教师进修班讲师。1964年在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英语讲座，效果很好。

学生中思想进步，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除关沫然、李杰等同志外，还有曹绮雯同志，她是宋硕的爱人，1942年女师学院数理系毕业，解放后任女五中校长及崇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此外学习成绩优良者如霍懋征，是1943年数理系毕业，任小学教员，热心教学业务，解放后被评为特级教师，是市政协委员。

虽然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毕业生失业或学非所用，但女师学院（“师大”女校）的毕业生们在解放后大多数都担任了中学教员，并成为北京市中学教师中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她们的才能，对于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