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

　　前段时间和朱宪辰老师短暂的交流，以及到天则所听有关人士讲中国的农地制度变迁，到

　　到底经济学家是应该钻进个体决策的目的-手段框架中，去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还是把个体的选择行为(粗略地解释为个体总是会实现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包括通过与他人形成合约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里的“最大化”是比喻意义上，而不必作严格的字面理解)当作给定的，然后去关注背后的制度问题？

　　我感觉，新古典经济学、学派的经济学、以及所谓的面向真实世界的科斯经济学，它们不让人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面对经验现实，要么没事儿找事儿(当经验现实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因此，经济学家只需要去作事后解释时)，要么在有事儿需要他们给出规范性时，他们啥也做不了——要么，只能解释+justify，要么，只能从计划者的视角出发讲怎么做。

　　总之，没有哪一派的想法把分析的落脚点最终放在了制度/规则上。后果就是，经济学家要么只能说，现实就是好的(因此，什么都不用做，或者，不管目前的制度条件是什么样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要么只能针对确实不满意的现实提出干预主义的、治标不治本的疗法。

　　伯格森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一只手插入铁屑之中，于是铁屑堆中必然形成一个手型空间，在形成这个手型空间的过程中，挤压、移动，无数铁屑微粒调整其空间分布，为手的到来让道。手插入稳定下来时，微粒之间调整完毕，彼此协调，手周围的空间被颗粒充分充满。这个近乎无限复杂的空间占据的优化过程，没有物理学家能担当此任。还原主义者观察和处理的中心议题是上述过程中特定微粒的“优化行动”。

　　志宏指出的这一点：“到底经济学家是应该钻进个体决策的目的-手段框架中，去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还是把个体的选择行为当作给定的，然后去关注背后的制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关切到何为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以及分析范式的转向这两个重大问题。应当说，经济学家队伍中不乏聪敏之士根本没有这种方自觉，一头扎进了个体决策的手段-目的框架中去，寻找最优化解。重要的恰恰不是无限复杂和多样的个体优化决策的解(现实中无通解)，而是，如志宏指出的，给定个体(最宽泛意义上，一切生命，都有获得资源以存续的行为特征，否则生命不再是生命，最宽泛的行为特征假设是：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以复制自身，自身)，不同的规则遵循条件下，涌现出不同的秩序(程度和模式)。最大化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陷入几乎总是有差异的最优化行为中寻找一般，从而得出效率的一般规律以指导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范式是计划经济导向的，志宏对此在多个场合予以了强调。交换范式根本转移了关注的焦点，从个体决策最优化向互动由以发生的规则体系及其无意图后果，相关的效率标准也从客观化的一般解转向了“同意”。对于经济学中心议题的理解和相关分析范式的转换必然把研究的取向指向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一种中等数目的元素互动的合作秩序如何可能？其中，个体数目不是密闭气体中的数量级，也不是一个眼之所及的几千上万的个体数目，而是介于这这两种情形之间，刚好，人类经济社会形成的秩序现象属于这种情形，其间，秩序如何可能？这就是经济学的目标，经济学家向往的神灯。

　　正如布坎南指出的，克鲁索.鲁宾逊的世界没有经济学关切的问题，星期五来了以后，经济学关切的问题出现了。这是一个关于“联合”的问题，或者合作秩序问题。其实托克维尔发现和阐述了几乎同样的思想，当然比经济学家们更早。联合起来获得优势，这是人类解决稀缺或问题真正独特之处。

　　稀缺是所有生物面临的问题。罗宾斯式的经济人最大化行为不构成经济学问题，如布坎南所说，那是工程技术问题。面对稀缺，各种生物进化出令惊讶的解决之道。配置范式的另一个缺陷是，它给定一个客观化的选择篮子，备选项其实不是客观的，而是想象力的杰作。仅有人类发展出想象力，并在想象的被选择项中模拟成本收益计算。当然，想象力的出现又得益于言语能力的获得。成本收益计算是极为多样性的。同样的情形，不同的行为主体进行不同的想象力过程，由此进行迥异的成本收益计算。给定一个情景，不存在一个可重复观察的最优化过程及其解决方案。因此，要走出“稀缺条件下的选择”范式，这的确是一个根本的转换。问题转向：没有相互通讯和约定的无数行为主体的预期实现问题，秩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