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他们说我疯了

　　HBO新剧《切尔诺贝利》可能是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剧集，该剧以冷峻的手法、性的思维，回望当年发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年4月26日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事发以后，当地官员消息，苏联没有及时跟进报道，导致了事件一再升级。根据2005年国际原子能总署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这场事故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是56人，受影响死亡的人数可达4,000人，而因此创伤的人有百万之多。这场人类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不只是偶然，更是。负责调查和处理此次事故的前苏联列加索夫院士说：“在到达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后我就得出了一个绝不会引起歧义的结论：切尔诺贝利事件是由于及在我国延续了几十年的错误地进行经济活动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引起的后果。”今天我们推送的文章，来自诺贝尔文学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著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借瓦西里·鲍里索维奇·内斯特伦科的经历反思：“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如果核电站再度发生爆炸，一切将会再度重演。”

　　那一天，4月26日，我正在莫斯科出差。正是在那里，我获悉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事故。

　　我立刻给当时还在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杨科夫打了一个电话，他是白俄罗斯共 产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总 书 记。第一次没人接，我又打了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接电话。我找到了他的助理，我和他很熟。

　　我当时用的是一条专线，可是他们已经了所有信息渠道。只要你一开始谈论这次事故，电话就会立刻被掐断。很显然，他们在！我希望弄清楚是谁在听——某个机构。当中的小。哪怕那个接电话的人是党 中 央的第 一 书 记也不能例外。我呢？我是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的所长。我是一名教授、科学院的联系人。可是，就连我都失去了和的联系。

　　最后，我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终于和斯柳杨科夫取得了联系。我告诉他：“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据我的估算……”那时，我已经和莫斯科的一些人进行了谈话，并且己经理清了一些头绪——“辐射云正在向我们，向白俄罗斯方向飘去。我们需要马上实施全民碘防护措施，并且疏散位于核电站附近的所有人员。核电站周围方圆100公里以内的地区都不应该再出现任何人或动物。”

　　“我已经接到了报告，”斯柳杨科夫说，“那里着火了，但是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已经沉不住气了：“他们在撒谎！他们说的全都是的谎言！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会告诉你，石墨一旦点燃就相当于每小时燃烧五吨燃料，你想想那里有多少石墨，会烧多久？”

　　我乘坐第一班火车赶回了明斯克。在火车上，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家里。我测量了儿子甲状腺——那是当时最理想的测量部位——辐射强度已经达到了每小时180毫伦琴。他需要碘化钾，普通的碘。小孩的服用剂量为2至3颗碘片，将它们溶于半杯水中，然后喝下，成年人的剂量则需要加倍，4至6倍。核反应堆将会持续燃烧十天，在这十天里，每天都需要服下同样剂量的碘片。可是，当时根本没有人听我的话！没有人会听科学家和医生的话。他们把科学和医学全都归入了领域。当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人们的想法，以及十年前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样。苏联委员会（克格勃）已经开始工作，秘密进行调查。除此以外，所有人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都是苏联的原子能安全得就像煤或碳。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第二天，4月27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地区。我去了那儿的一些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以及纳洛夫里亚，这些地方距离核电站只有二三十公里远。我需要更多的信息。去这些地方时，我带上了所有的设备，这样，我就能测量背景辐射量。这些地区的背景辐射量为：布拉金，每小时30000毫伦琴；纳洛夫里亚，每小时28000毫伦琴。可是，那里的人们全都在外干活，耕地、犁地、除草，为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做准备。他们给鸡蛋染色，烘焙复活节蛋糕。他们说，辐射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我们唯一接到的一条来自上级的信息就是：收割情况如何？现在的进展如何？那里的人们像看一样望着我。“教授，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语言。

　　于是，我们回到了明斯克。大街上熙熙攘攘，人们摆着露天的小摊，出售派、冰激凌、三明治和各种糕饼。而他们的头上就飘着一层厚厚的辐射云。

　　4月29日——每一件事情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包括所有数据在内——早晨8点，我坐在斯柳杨科夫的接待区内。我想进去找他，想了各种办法。然而，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在那里一直坐到下午5点半。5点半，一位著名的诗人从斯柳杨科夫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我认识他，他对我说：“我和斯柳杨科夫同志讨论了一下白俄罗斯文学。”

　　我当场发作：“如果我们不立刻撤离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所有人，那么，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什么白俄罗斯文学，也不会再有人读你的诗！如果我们不救他们的话，一切都将无法！”

　　最后，我终于见到了斯柳杨科夫。我把我这几天来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我们必须要救那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给那里打了电话——他们已经开始疏散核电站周围的群众。

　　“你的人（来自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什么要带着放射量测定器到处跑，吓噱人？我已经咨询过莫斯科方面的伊利因教授，他可是苏联辐射防护协会的。他说一切正常。现在，国家已经派了一个调查团前去核电站调查，就连检察人员都己经赶到了那里。我们还调动了军队，以及所有的军事装备，我们的军队已经赶到了事发地点。”

　　当时的我们已经摄入了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以及不明剂量的钚（以铀和石墨作为核反应堆主原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会制造出相当于武器量级的钚，而这种放射性金属元素是制造的主要原料之一）——总共450种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质的总量相当于350颗广岛。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谈论物理学，还有物理定律，可是他们探讨的却是敌人，以及如何寻找敌人。

　　迟早有一天，终会有人对此事作出回应。“你是想告诉我，你是一名拖拉机专家。”我对斯柳杨科夫说——他曾经是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你不知道辐射能够造成什么后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学家，我知道后果会怎样。”然而，从他的观点出发，这又怎样呢？让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学家告诉会该怎么做？不，他们不会这样做。不过，他们也并非罪犯，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种和盲目地服从。运作机制了他们一个道理，而这也成为了他们的原则：枪打出头鸟。所以，相对而言，让所有人都高高兴兴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杨科夫刚刚接到莫斯科方面的电话，获悉自己己经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升职己经近在咫尺！我敢打赌，他一定已经接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而那个致电给他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在电话里，戈尔巴乔夫会说：你看，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能够保持稳定，不出现任何恐慌，世界此时正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和声音。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不能讨得上级的欢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随之而来的出国考察机会和别墅。如果当时我们仍然生活在封闭的体系内，那我们的人民将会继续生活在核电站周边。他们一定会彻底这次事故！还记得吗——基特里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我们依然生活在史达林的国度里。

　　在当时进行的民防课程中，按照要求，一旦遇到来自核事故或核的，你应该立刻对全民实施碘预防措施。这里所提到的还只是“”。现在，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这个城市里储存有700千克的浓缩碘，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

　　我的公文包就放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为什么要带着它？因为他们我去见那些重要人物，他们已经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要随身携带放射测定器，然后把它放在秘书们的甲状腺上，或是那些坐在接待室里的私人司机的身上。当他们看到那的读数时，他们会感到害怕，有时候这能对我起到一些帮助作用，他们会放我通行。随后，人们就对我说：“教授，你为什么要带着它到处吓人？你认为全白俄罗斯就你一个人为人民的性命而担忧吗？而且，不管怎样，人总是要死的，吸烟、交通事故或都能夺去他们的性命。”他们还嘲笑乌克兰人，嘲笑他们跪在克里姆林宫，上级划拨更多的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仪器（那里的设备不够用）。与此同时，我们的——斯柳杨科夫同志，用了15分钟的时间来陈述形势：“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们自己完全能够处理。”然后，他们对他的言行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们！”许多人就因为这一句赞扬而丧生，但是这又有谁知道呢？

　　我获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当时都已经开始服用碘片。当我研究所的同事给他们的甲状腺作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甲状腺十分干净，丝毫没受污染。假如他们没有服用碘片，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当这些人进入那些受污染的地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罩，并且穿上特殊的防护袍——当地人缺乏的正是这些装备。此外，他们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个牧场，那里生产的奶制品专供他们自己使用，而这也早己不是什么秘密——每头奶牛都有编号，并且有专人负责。他们还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温室，以及特殊的。最令人感到恶心的是，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对此作出说明或回应。

　　很快，他们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我。于是，我开始用铺天盖地的信件对他们进行轰炸。清一色的报告。我把地图和数据发送到了指挥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份报告都包含四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有250页文稿，那里面记录的全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复印了两份，以防万 一份放在我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另一份放在我的家里。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来。我为什么要留副本？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现在，每次离开办公室时，我都会把门和抽屉都锁好，然而当我出差回来后，抽屉里的那些文件夹就会不翼而飞。但是，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萨克人，我继承了哥萨克人的性格。我不停地写，不停地说。你需要人民！他们需要被迅速撤离或疏散！我们不断地去那里出差。我们研究所率先制作出了一张标明受污染地区的地图。整个南部都被标记成了红色。

　　他们了研究所里所有的放射量测定仪器。对此，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直接了所有的仪器。我开始接到各种电话，这些电话都打到了家里：“不要再吓人了，教授。不然，你的会很糟糕。你想知道会有多糟糕吗？你会知道的。”有一股开始向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施压、。

　　我给莫斯科写信。在那之后，我接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普拉托诺夫打来的电话：“总有一天，白俄罗斯人 民会记住你的名字，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应该给莫斯科写信。这样做非常不好。他们现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职务。你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在和谁作对吗？”

　　我有地图和数据。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疯人院。他们真的曾经这样过我。而且，他们还可以确保我会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们也曾这样过我。他们可以把我拖上法庭，以推行反苏联行动为名对我做出裁决，或者，他们可以因为研究所的库房里少了一盒钉子而将我送入。

　　他们的目的了。法庭上，我心脏病发作。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了。它们全在这个文件夹里。这里面的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

　　我们给村子里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们——做检査。从他们身上，我们检测出1500、2000、3000毫伦琴的辐射量。有的甚至还超过了3000伦琴。那些女孩——她们长大后不能生孩子。她们的基因发生了突变。田地里，拖拉机正在耕作。我问和我们随行的工作者：“拖拉机的司机有没有防护措施，至少他应该有一副防毒面罩？”

　　“噢，我们有很多。我们手头的防护装置足够我们用到2000年。我们只是没有分发下去而己，不然，人们一定会感到恐慌。所有人都会跑掉，他们会不顾一切地离开这儿。”

　　“教授，对你而言，这一切说起来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业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可我呢，我能去哪儿？”

　　多么的能量啊！一个人能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能量其实无限强大。这已经不再是陷阱或谎言，这是一场对抗的战争。

　　一切就像我们驾车沿着普里皮亚季河前进时看到的情景。人们支起了帐篷，他们举家外出野营。他们正在游泳、晒太阳。现在，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而他们依然什么也不知道，继续在核云层下游泳和晒太阳。每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走过去，向他们的家长解释这一切。可是，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和电视里什么都没说？”他什么也没说。不过，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读出他的内心想法：我应不应该把这个情况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头脑中的哪一方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他会汇报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如果核电站再度发生爆炸，一切将会再度重演。我们还生活在史达林的国度。我们还是史达林的人民。

　　切尔诺贝利的爆炸为我们带来了切尔诺贝利的传说。跟争相要写出最耸人听闻的文章。那些事不关己的人，特别喜欢这种骇人听闻的报道。大家都读过像人头一般大的香菇的描写，却从来没人真正找到过。我们不应该创作，而是记录，记录事实。你听说过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科幻小说吗——根本没有这样的书！

　　但是现实里人们“曾经有一个月，可以买到辐射剂量计，然后就买不到了。你不能写有关的报道，也不能提起这里有大量的辐射尘，更不能提起只有男人留在镇上，女人跟小孩都被疏散了。整个夏天，这些男人都要自己洗衣、养牛、耕种。他们酗酒，当然，还。那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上级封闭了一切消息。我的主编语带地对我说：“别忘了我们的敌人，我们还有很多敌人，在大海的另一端。”

　　第一只狼狗出现了，是那些跑到森林里的家犬和狼的后代。这些狼狗体积比狼大，对人的视若无睹，它们也不怕人或光，猎人学狗叫，它们也没反应。野生的猫早已集结成群，开始人类。它们想要复仇。它们的记忆已经消失了，它们不记得自己的地位曾在人类之下，曾被人类驯养。

　　“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些古怪的坟墓遗迹。科学家们称这些掩埋动物的地方为生化坟场。这里可以说是现代的神殿。上千只被射杀的狗、猫和马就躺在这里。它们都没有名字。”

　　“昨天我父亲过了八十岁生日。我们一家人聚在餐桌边。我看着父亲，想起他这一生的许多经历：古 拉 格，奥斯维辛，还有切尔诺贝利。他这一代人全都碰上了。他很喜欢看养眼的。

　　亚罗舒克上校已经来日不多了。他是一个放射化学家。他以前壮得像头牛，现在却瘫痪在床。他老婆像翻枕头一样帮他翻身，拿汤匙给他喂食。他有肾结石，需要接受碎石治疗，但我们付不起手术费。我们一贫如洗，只能仰赖人们的救济。就像债主一样，我们这些人好像早已被遗忘。当他死的时候，可能会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也可能是一座学校，或一项军事武器。但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会发生。亚罗舒克上校走遍了整个隔离区，将高辐射的地点一一标记出来。地利用了他，把他当成机器人。上校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去了。他走遍了反应炉和所有有辐射反应的区域，就凭一双腿和手里的辐射剂量计。他必须“感受”到一个定点，然后绕着定点走，以便能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

　　现场的遥控机器时常不听，因为电会遭到高辐射的影响。最可靠的“机器”就是士兵，他们被称为“绿色机器人”（以军服的颜色命名）。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的反应炉屋顶作业。夜里，这些士兵睡在帐篷里，他们都曾跟我说过，刚开始时他们将麦秆铺在地上睡——这些麦秆都是从反应炉附近取来的。这些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现在也来日不多了，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些人都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他们都是品。

　　你可以想象吗？一场遍及欧洲的大灾难！所以问题就来了：谁愿意潜下去打开排水管活门？政 府会提供汽车、公寓、别墅，还有全家人的永久补助金。他们开始在士兵当中寻求志愿者。然后这些人便站了出来！那些年轻人潜入水中好几次，成功地打开了活门。他们所属的部队得到了七千卢布的赏，不过当初的汽车和公寓都被遗忘了——但这并不是那些士兵潜水的动机！他们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励才这样做的，这些物质是他们最不看重的。

　　我父亲参加过战争，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实质的遗物，跟他同一代的人也是如此。在他死后什么都没留下：房子、汽车、土地。他留给我什么遗物呢？一个校官用的背包，是他在战役开始前得到的，里面装满了他的战争勋章。我还有另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三百封他从前线写来的信，最早一封是一九四一年写的，我母亲把这些信保存起来。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无价的。

　　我们没有任何纪录片记载他们迁走人们和家畜的过程。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录下这些悲剧，只能录下英雄事迹。现在仍有部分切尔诺贝利的照片残留下来，但当时他们了数不清的机和机！

　　人们已官僚体制的。讲出切尔诺贝利的，需要很大的勇气。相信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你一定要看看这段影片：那些消防员乌黑的脸，像石墨一样。而他们的眼神呢？只有知道自己离死不远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还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女人的腿，她在灾难发生的第二天，仍然去反应炉附近的田里工作，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她的腿会让你想起铁栅栏，膝盖以下的部分满是坑洞。如果你要写这本书，你一定得看看。

　　这位英国记者问道：“你们的家庭情况如何？跟你们年轻的妻子相处得如何？”直升机驾驶员们都沉默了，他们以为会谈到一天出五次飞行任务，而这个人却在问他们妻子的事情。竟然问这个？这位英国记者开始个别询问，但大家的回答都一样：“我们很健康，很重视我们，我们的家庭充满了爱。”没有一个人向他敞开心怀。驾驶员们走了，我想这位英国记者一定很受挫。他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吗？你们在自己。”

　　记者问得更大胆了：“那你们有对象吗？他们怎么样？他们能满足你们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看到那些人了吗？”女服务生笑着说，“看到那些直升机驾驶员了吗？身材高大，又戴着闪亮的徽章。这些人出席常务委员会很风光，但在床上却不怎么样。”

　　我跟他一起去了隔离区。根据广为人知的统计资料，切尔诺贝利附近有八百个废物掩埋场。他以为会看到精心设计的建筑物，但看到的却是寻常的坑。

　　已经过去十年了，他还想去那里拍照。他如果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就能拿到更多报酬，所以我们四处游走，接连拜访上级官员。一个官员说他没有地图，另一个说他无法批准。我们跑了许多地方，这时我才忽然发觉：掩埋场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多余料件只存在于账目中，实际上早被卖到市场了，到了人们家里或集体农场。所有东西都已被偷窃一空。

　　军队进村后，开始撤离居民。街道上很快便着军事器材：装甲运兵车，盖着绿色帆布的军用卡车，甚至还有坦克车。居民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离村庄，这样的气氛充满感，特别是对那些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刚开始，人们抱怨俄罗斯人——是他们的反应炉出了问题，所以是他们的错，然后渐渐改口为：“都是的错。”切尔诺贝利事件常被拿来与战争相提并论，但前者严重多了。战争是人们可以理解的。而切尔诺贝利呢？人们对此哑口无言。

　　我们搭着直升机来到污染区。我们全都装备齐全——没穿内衣，穿着看起来像厨师的廉价棉质雨衣，外头罩着防辐射的材质，戴着连指手套和外科用口罩，身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装备。我们降落在某个村庄，那里的小男孩正在沙堆里玩耍，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孩子嘴里衔着一颗石头，另一个孩子咬着树枝。他们都没穿裤子，裸露着身体。我们收到命令，不能造成恐慌。而现在我要承受这一切。

　　电视上开始播放这些片段—一一个老婆婆正在挤奶，把挤好的奶装到罐子里。一位记者带着军用辐射剂量计前来测量牛奶，然后旁白说：“看吧，一切都没问题，这里离反应炉只有十公里远。”电视里还播了人们在皮里亚特河畔游泳、晒太阳的画面，远方可以看到反应炉和冉冉烟缕。旁白说：“想要制造恐慌，和这次意外相关的谎言。”然后，记者会再次拿出辐射剂量计，测量盘子里的鱼、巧克力条，或者小贩卖的松饼。这些全都是假的。当时军用的辐射剂量计，是设计用来测量辐射量，而非测量单一物品的。

　　会派人到城镇来跟工厂与人们商谈，但是来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去除辐射活性，不知道如何孩童，也不知道食物里渗入了多少放射线系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也全然不懂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更不用说懂同位素了。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就像从外星来的一样。

　　我们检验了牛奶。那些东西不是牛奶，是辐射的副产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使用罗加契夫乳制品工厂的炼乳和浓缩牛奶，来作为课堂上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与此同时，这些产品还在市面上售卖。当人们开始购买罗加契夫的乳制品时，市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堆没有标识的牛奶。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她口的长椅上哺乳，她就像切尔诺贝利的圣母，但她的母乳里却含有铯元素。我们向主管询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是好？”他们说：“做好检验工作，然后回家看电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里安抚：“我们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

　　我是一名员，我不记得有任何同志前往隔离区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身份，而是因为我们对党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准则。在失去这种信心后，很多人得了心脏病，甚至，就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样，朝自己的心脏。